近年來,廣東始終牢牢把握創新驅動的“主戰略”和“總抓手”,以敢為天下先的勇氣責任擔當,致力發揮市場化程度高、制造業發達、科技成果轉化能力強之“長”,勇于突破科技資源相對于北上江浙地區落后之“短”,創新驅動步伐堅定,基礎堅實,成效顯著,深厚的創新土壤和強勁的經濟實力,推動著國家戰略科技力量走上量的擴張與質的飛躍同步邁進軌道。但我們也清醒認識到,廣東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仍存在基礎不牢靠、布局不合理、結構不均衡、企業創新主體作用發揮不充分、科技成果轉化利用不高等深層次問題,要在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上繼續走在全國前列,就必須進一步突破壯大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體制機制障礙,解決制約企業創新主體作用發揮不足的短板,更好更快實現科技創新的重點突破,推動形成新的增長動力和比較競爭優勢,提高國家戰略科技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率和支撐力,在國際經濟競爭中掌握主動權,實現跨越式創新發展。
探索成果
始終把科技創新擺在重要位置,強化頂層制度安排,高質量完成《廣東省自主創新促進條例》修訂,出臺系列重磅政策,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在經費使用、成果權屬、國資管理等方面加大簡政放權力度,著力破解制約創新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
第一,突出企業創新主體作用。一是推動企業積極參與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2020年7月,國家正式批復同意建設全國第四家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明確以信息科學、生命科學、材料科學、海洋科學為重點,重點建設深圳光明科學城、東莞松山湖科學城、廣州南沙科學城等主要區域,聚焦應用基礎研究、中試驗證與成果轉化等關鍵環節,發揮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創新資源富集和市場機制發達優勢,建立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協同發力制度安排。二是推動企業積極參與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運行。引入中核集團等相關領域龍頭企業參與建設惠州中科院強流重離子加速器和加速器驅動嬗變研究裝置、合成生物研究裝置、腦解析與腦模擬裝置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礎設施。推動已建成設施向全社會開放共享。三是推動以企業為主體建設創新聯合體和產業創新平臺。截至目前,累計爭取獲批建設國家工程研究中心7家、國家工程實驗室15家、國家地方聯合工程研究中心(含國家地方聯合工程實驗室)45家、國家企業技術中心80家;組建省工程實驗室108家,并圍繞半導體及集成電路領域,組建首批6家省工程研究中心,上述創新平臺2/3以上均依托企業建設。
第二,發揮部省院聯合優勢攻堅“卡脖子”技術。深化部省院合作,引進國家級創新資源在粵建設21家高水平創新研究院,中科院院屬單位落地廣東的機構或建設項目達86個,與中國工程院共建廣東戰略研究院。主動承接國家重大項目,部省聯動實施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寬帶通信和新型網絡”重點專項,牽頭承擔重點專項項目31個。2018年起啟動實施廣東省九大重點領域研發計劃,省財政投入71.12億元布局7批“先手棋”項目,帶動社會投入154.14億元,在“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取得階段性突破。
第三,構建多元化科技投入體系。一是省級財政資金牽頭引領。2020年省財政安排省科技創新券1億元,重點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和創業者購買創新創業服務。設立省級科技風險準備金池,并聯合有條件地市設立當地科技風險準備金池,對金融機構開展中小企業貸款和知識產權質押投融資等業務發展的損失給予一定比例風險補償。二是政策性資金杠桿撬動。2018年,省級通過注資方式成立省創新創業基金71億元,重點支持重點領域種子期、起步期初創科技企業成長。三是稅收優惠政策普惠性支持。在全面落實國家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75%基礎上,鼓勵有條件地市對科技型中小企業增按25%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標準給予獎補。實行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國家需要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四是支持企業推進重大科技成果產業化。《廣東省自主創新促進條例》明確實行產權激勵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允許高校科研機構和企業利用財政資金設立項目形成的新增職務科技成果,可由高校科研機構與科技人員共同申請知識產權,賦予科技人員成果所有權。此外,支持專業化技術轉移服務機構建設。建立財政獎補制度,對技術轉移服務促成科研機構、高校和企業簽訂的、除關聯交易以外的登記技術合同交易額,以及引進境外技術交易額給予一定獎補,支持技術轉移服務機構發展,打通科技成果轉化“最后一公里”。
第四,探索大灣區科研要素一體化流動新路徑。2019年6月,建立省財政科研資金跨境使用機制,建立科研綠色撥付通道;2019年7月,順利撥付香港科技大學省級科研資金316.96萬元,成為首例港澳高校參與省級科研資金科技計劃的成功案例;2019年至2020年前后,啟動兩批20家粵港澳聯合實驗室正式授牌。繼續深化對歐洲、日本、以色列等國家的科技合作關系,匯聚全球創新人才共謀發展。創新啟動“企業科技特派員專項”,探索“以企業技術需求為導向”新模式,采取揭榜制和經費包干制,實現企業技術需求與人才供給的精準匹配,2020年共吸引來自全球2360名高端科研人才。成功舉辦首屆粵港澳大灣區民營企業科技成果對接會(數字經濟專場),打造科技服務粵港澳大灣區民營企業品牌,初步探索建立粵港澳大灣區民營企業重大產業項目科技成果轉化平臺和產融對接長效機制。
存在問題
盡管廣東區域創新能力連續四年排名全國第一,但廣東科技資源嚴重不足,基礎研究領域長期處在薄弱局面沒有根本改變,國家戰略性科技力量與廣東高質量發展、企業內在創新動力不適應、不匹配問題比較突出。
第一,創新資源投入不高,與經濟第一大省的經濟體量和高新技術產業規模不匹配。盡管廣東R&D經費絕對數全國第一,但2019年R&D經費占GDP比重為2.88%,僅列全國第四。2019年基礎研究占R&D經費比重僅4.58%,低于全國6.03%,深圳僅為3.13%,低于北京14.7%、上海7.7%。科創業發達的深圳,基礎科研較少獲得國家資助,高校2018年立項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和科研經費占全國比重分別為0.93%和1.3%,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243項,僅為北京的1/14、上海的1/8。
第二,重大科技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力度不足,與企業創新發展的強烈意愿不匹配。一方面,重大科技創新要素供給不足。從機構設施情況看,廣東研發資源先天不足,國家重點科研機構和國家級重大科研項目在廣東布局少,全省具有世界級水平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屈指可數;從體制機制運行情況看,高校科研院所國家重大科技和創新規劃的制定缺乏企業參與機制,重大原創性成果少,產業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缺乏源頭驅動力,基礎研究成果轉化力度不夠,不少創新成果“藏于閨中”“束之高閣”;從政策供給情況看,創新研發資金申報準入門檻高,科技型中小企業難以享受,資源配置主要以項目模式為主,零星分散,投入強度不高,公共財政科技撥款資助購買的儀器設備和形成的知識技術向企業開放共享不足。另一方面,重大科技創新需求和市場主體創新的內生動力強勁。面對產業關鍵核心技術、行業共性技術研發、原創性研發功能嚴重不足,企業特別是龍頭企業跨界融合、開辟新技術新模式的愿望非常強烈。統計數據顯示,運用端的創新非常活躍。2019年廣東R&D經費支出執行部門中,企業為88.5%;2019年廣東3098.49億R&D經費支出中,試驗發展(2709.36億元)遠高于基礎研究(141.86億元)和應用研究(247.28億元)。
第三,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雙輪驅動”尚未協調聯動,制度優勢未能完全轉為制度紅利。一方面,各級政府、不同部門間缺乏統籌設計,如工信部門有制造業創新中心,發改部門有產業創新中心,科技部門有技術創新中心,在科研項目管理、經費使用、人才引進、知識產權、版權市場、成果轉化、收益分配等政出多門,存在創新資源分散和重復投資;另一方面,政策供給與企業創新需求有偏差,財政資金側重于績效考核和使用安全,鼓勵事后居多,資金使用全過程要求嚴格,不僅與企業業務實際產生較大沖突,也不適應科技創新規律。
第四,科技創新資源不足人才短缺凸顯,與創新發展需求不適應。廣東高層次創新人才、高技能人才總量偏少,入選世界一流大學、一流學科建設數量遠低于北京、上海、江蘇、湖北,人才培養供需不平衡。2018年高新技術企業運行情況監測顯示,科技人才占職工總數只有1.1%,碩士、博士、海歸占比分別為1.4%、0.15%、0.13%,明顯低于北京、江蘇。技能人才方面,如集成電路方面,我國集成電路從業人員總數不足30萬人,缺口40萬人,其中廣東缺口至少10萬人,占全國1/4。省內高校微電子專業大學生數量少,80%以上靠省外引進。
對策建議
中央、省委經濟工作會議和“十四五”規劃建議把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排在首位,更鮮明地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堅實支撐。對廣東而言,就是要更好發揮優勢,推進科研院所、高校力量的優化配置和資源共享,發揮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主體作用,讓各類創新主體進一步釋放創新潛能。
第一,強化國家戰略引領,優化工作布局,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要統籌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布局,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政府統籌協調作用,企業創新主體作用,促進市場與政府的雙向互動,“政產學研用金”聯動融合,各部門、各機構在國家創新體系中角色更清晰、定位更準確,各類主體間的動態協同持續增強。完善科技“五大體系”建設(協同創新體系、資源管理體系、基礎支撐體系、人才培育體系、戰略研究智庫體系),整合多學科、多主體、多層級力量,形成部門、地方、全社會參與的新格局,最大程度地調動激發各方主體積極性,匯聚源源不斷的強大力量。
第二,發揮大灣區獨特優勢,促進粵港澳科技要素協同集聚,打造國家戰略科技力量聚合高地。以建設粵港澳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為主抓手,吸引對接全球創新資源,支持港澳高等院校與內地科研機構、企業加強產學研合作,立足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趨勢,進一步創新高校在教學科研領域的國際化合作機制,引進世界知名大學、優勢學科和特色研究院或實驗室,將港澳優勢科研力量納入大灣區科技計劃體系,把科教優勢轉化為科技創新能力。爭取國家支持集中多層次合理布局若干國家級重大科技基礎設施,攜手共建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暢通規則制度對接,夯實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的物質技術基礎支撐。充分利用港澳資源加強國際合作,加快建設一批國際聯合研究中心和技術轉移中心。圍繞“一帶一路”建設和國際產能合作,通過共同開發第三方市場等方式,積極推動先進適用技術和產品走出去,積極打造中國標準和中國品牌。
第三,發揮廣東制造優勢,促進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互動,實現更多“從0到1”的突破。發揮廣東產業集群優勢和資源稟賦,按照“四個面向”要求,預判或者超前布局一些未來卡脖子的技術,遴選一批核心技術或產品列為科技重大專項,通過重大科技問題帶動,在重大應用研究中抽象出理論問題,進而探索科學規律,使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相互促進,全力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力爭突破一批核心技術、關鍵零部件和重大裝備,逐步突破和解決“卡脖子”問題。
第四,重視企業重大戰略科技全程參與,加大制度變革力度,推動科技創新、制度創新“雙輪驅動”。一是提高企業對國家科技計劃、重大專項的規劃制定、項目決策的參與度,在決策機制上加大龍頭企業和專、精、特、新類型企業技術帶頭人比例。二是發揮制度創新與政策扶持相結合的集成作用,為新技術新產品驗證提供更多試驗田,創造更多應用場景。發揮好政府創新創業基金作用,支持引導新技術新產品落地走向市場,并建立容錯機制支持企業科研良性循環。三是進一步完善研發費用補助、企業境內外研發機構建設、企業高層次人才引進、中小型創新型企業增信授信、貸款貼息等普惠政策,加大企業創新資金支持。
第五,引導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下沉,促進創新鏈和產業鏈精準對接,加快創新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一是鼓勵支持國內外一流科研力量、大型央企來粵設立研發機構,支持中科院、工程院加強在粵科研力量,吸引世界500強等跨國公司研發總部或區域性研發中心落戶廣東,共同或獨立設立實驗室、研發中心、技術檢測中心等,開展產業共性技術、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二是引導支持龍頭、核心企業聯合高校與國內外科研機構、高水平創新主體開展合作,創建國家級和省級技術創新中心、產業創新中心和制造業創新中心,發展公共技術服務示范平臺和創新產業化示范基地,建立跨界創新聯盟,促進產學研用貫通,推進產業鏈、創新鏈融合,加快創新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第六,支持更多行業龍頭企業“揭榜掛帥”,構建“技術創新+產業培育+產業基地”全鏈條創新模式,形成萬千企業致力創新良好局面。制定出臺“揭榜掛帥”一攬子政策措施,發揮龍頭企業“揭榜掛帥”作用,支持重點領域產業鏈、技術鏈安全、自主性,引導大企業輸出技術和裝備,為中小企業提供一攬子智能化系統解決方案,推動大中小企業協同創新和融通發展,培育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技術的領軍和跨國高新技術企業、瞪羚企業、獨角獸企業,打造細分行業“單打冠軍”,推動形成大企業“龍頭”帶動、中小微企業“特尖專精”的千千萬萬企業致力創新的良好局面。
第七,健全人才流動配置機制,加大人力資源的創新供給,涵養尊重科學愛護人才的創新氛圍。一是打造“海外專家南粵行”新名片,拓寬多元便捷招才引智渠道,優化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布局,強化靶向引才,探索建立吸引集聚海外頂尖人才團隊有效機制,促進一批高精尖缺項目落地。二是優化完善人才評價激勵機制和管理服務體系,建立健全穩定支持、競爭激勵相融的合理“基本科研經費制度”,鼓勵創新人才自主組建科研團隊,賦予領軍人才更大科研決策權、科研團隊更多自主權。三是加快改革科技成果產權制度、收益分配制度和轉化機制,激發科技人員持久創新動力。
第八,暢通科技創新與金融資本對接,運用市場手段引導社會資本,建設多層次科技金融體系。一是推動知識產權證券化,加大金融市場和金融工具對科技創新的支持力度,讓擁有核心技術能力企業快速變現知識產權。二是推動科研機構與企業聯合體、行業組織組建聯合基金,引導企業精準投向投量,實現公共需求、產業需求和科研需求融合貫通,構建緊密聯系的創新聯盟,共同推進相關科學問題研究。
第九,促進科技創新與社會資源結合,整合社會力量,推動多層次跨領域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融合發展。工商聯聯系面廣,各級組織和商會都團結凝聚了一大批實力雄厚、有志投身國家戰略科技建設的有識之士,要進一步發揮系統整體合力,打造“中國民營企業科技創新大會”品牌,深化粵港澳大灣區民營企業科技成果對接會系列成果,健全完善粵港澳大灣區民營企業重大產業項目科技成果轉化平臺和產融對接長效機制,共同建設全國民營經濟改革創新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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